臺灣的主體性，如何在一座博物館裡不斷辯證？-史博館館長洪世佑 X 臺藝大人文學院院長劉俊裕

*本文轉載自《b.l!nk》 https://blink.tw/perspectives/culturalsustainability/  (2026/8/4)

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乍看和故宮有些相像——一座移植在亞熱帶島嶼上的仿傳統中國宮殿式建築，如時空錯置；或同樣典藏許多來自遙遠中國土地上的古文物。要說最直觀的不同，大概是大眾很熟悉故宮，但較少人知道史博館的葫蘆裡在賣什麼藥。

就連史博館館長洪世佑也說，2024 年 11 月他剛上任時，兩個二十多歲的子女都問：臺灣有這座博物館嗎？

史博館有好一段時間曾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2018 年，其歷經閉館整修，擴增展場空間、重新規劃動線，並增設無障礙設施等，直到 2024 年 2 月才重新開館。因此，洪世佑上任後被問希望為場館帶來哪些改變，經常提到「吸引年輕人願意走進史博館」。2025 年起，史博館更敞開大門，委託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以下簡稱 TACPS）執行專案研究，系統性評估臺灣藝文場館的第一份「文化永續」影響力。

文化永續？如今「永續」兩個字對大眾而言幾乎了無新意，談「文化永續」還有什麼意義？

衡量一座博物館存在的核心目的

臺灣在 2019 年公布實施的《文化基本法》，已將「文化永續發展」納入其中。但此次受史博館委託的 TACPS 常務理事、臺藝大人文學院院長劉俊裕認為，「文化永續」在臺灣仍是一個相對陌生，且難以被量化評估的目標政策。

「滿足當代需求的同時，不損害後代子孫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是聯合國現行對於「永續」的基本定義。1960 年代，人類因逐漸意識到隨經濟發展所衍生出來的問題，如財富分配不均、環境污染破壞，開始關注環境的永續發展，以及扶貧、消除饑荒等社會永續發展的面向。

然而到了 1980 年代後，文化圈發現，「文化」始終沒有進入永續發展的議程裡，包括 2000 年聯合國發表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或 2015 年通過的《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依然缺少獨立的相關目標政策。主要原因在於，文化太抽象，許多核心價值理念無法被量化為數字，難以說服政治人物投入對應資源。

劉俊裕強調，所謂「核心價值理念」的定義，並非只是文化場館的淨零減碳那麼簡單而已，「文化永續談的是人類面對環境、社會與經濟發展時所共同遭遇的問題，以及文化如何成為回應這些問題的內在驅動力量。」他解釋，「這股力量可能來自價值的辯證，或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的意識改變，去促使我們思考，現在所做的事情，怎麼影響人類長期的幸福感、跨世代的公平正義，或是人類與其他物種、環境和生態之間的關係，並對後代有什麼樣價值意義的界定。」

臺藝大人文學院院長劉俊裕

根據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的定義，博物館的功能應包括「促進多樣性及永續發展」。作為國家級文化場館，史博館有實踐文化永續的義務；洪世佑也說，在重新開館後，史博館便希望能跟上國際趨勢，成為一處探討文化功能、社會共識、文化平權等議題的公共平臺。

但論述是一回事，有無實踐這些價值並非場館說了算。具體而言，外界應如何進行評估與衡量？

劉俊裕認為，目前國內政府評估藝文機構的效益時，最常看的還是人數、票房或展覽場次等 KPI，然而這些數字卻看不見博物館真正的核心價值。「比方觀眾看完展覽以後，得到了什麼啟發、反思，博物館又怎麼透過研究、典藏和教育，讓大眾接近這些館藏，這些才是它存在的核心目的。」

今（2026）年，《國立歷史博物館——文化永續影響力策略報告書》正式對外發布，恰逢史博館成立 70 週年。劉俊裕與團隊邀請觀眾、館內人員，以及企業、學者等不同領域的專家，檢視史博館究竟產生了哪些面向的文化永續影響力，同時收斂為具體行動方案，讓研究報告能回到館務治理中去執行。

劉俊裕認為，史博館之所以具有被討論的潛力，在於它長年背負的政治與歷史矛盾。畢竟當臺灣談論「歷史」時，經常涉及「認同」與「歸屬」的敏感議題。

史博館館長洪世佑

我們到底是誰？

史博館是國民政府遷臺以後，於 1955 年成立的第一座國立博物館。典藏基礎主要來自三部分：日本於二戰後歸還給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文物、河南博物館的館藏，以及「國家畫廊」的中國渡海藝術家、臺灣本土藝術家作品。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史博館被賦予「宣揚中華文化」的使命；到了 2000 年以後，史博館也逐漸貼合本土化運動，走向在地、開放與多元。

與故宮的歷史進程類似，如今史博館同樣面臨「如何與臺灣產生連結」的挑戰。

洪世佑認為，史博館的定位目前很清楚：強調臺灣主體性，從臺灣的角度來觀看這些華夏文物和作品，而非大中華的角度。「當我們用臺灣的角度重新理解這些文化，它就能成為臺灣文化的一部分。」洪世佑解釋，好比越南、泰國以及其他新住民帶進來的文化，也都不斷使臺灣文化產生新的內涵。

以史博館特展《馳騁——馬的多重形象》為例，華夏文物被視為策展議題中的一個元素，「我們並不會排斥清代關於『馬』的作品，會把它和現代、本土藝術家的作品放在一起，觀眾就可以看見更多元的藝術形式。不是說身在臺灣，就只能展出『臺灣藝術家』的作品，這樣我們的眼光會更寬廣。」

 
劉俊裕進一步分析，國家在設立博物館、保存文物的同時，事實上也是在透過場館去論述不同時代的臺灣。如早年較強調中華文化，1969 至 1986 年間史博館曾透過「中華文物箱計畫」至海外巡迴；文化部 2018 年推動「重建臺灣藝術史」，則反映出當代臺灣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與藝術主體性。「從學界的角度來看，臺灣有這麼多國家級博物館，各自有不同的典藏、論述，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回答『臺灣是什麼』。這時候，我們不應該讓所有館都變成一樣，反而是要讓每一座館都長出自己的樣子。」

劉俊裕以「生態系」來詮釋不同博物館之間的眾聲喧嘩。「所謂的『臺灣文化主體』是一個大框架，裡面不同的場館都在做不一樣的論述，當這些論述慢慢組合起來，才會變成臺灣整體的論述。」

因此他在研究報告中，將史博館的史觀定義為「有機史觀」。隨著臺灣社會對於自身文化的深掘與擴展，史博館詮釋典藏文物、與大眾互動的方式也隨之演進。劉俊裕認為，既然內涵上是有機、流動、變化的，史博館便不需要回到 1950 年代「只典藏和展示華夏文物」的原始樣貌，反倒該持續思考接下來還能夠往哪個方向蛻變，同時回過頭記錄臺灣社會與自己幾十年來留下的足印。

這也是劉俊裕對「博物館生態系」的期待，「史博館有自己的課題，但故宮、臺博館、臺史博也有各自的問題要處理。」劉俊裕說，「放在一起，其實就是臺灣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我們到底是誰？」
   

史博館內同時具有文物與現代藝術藏品。

走向世界，要先和自己對話

洪世佑回想，小時候讀的教科書談文化時都強調「融合」，但他認為這兩個字其實存在強勢文化同化弱勢文化的風險。而永續應強調多樣性，使各種文化的聲音都能被保存下來。

他以德國洪堡論壇 (Humboldt Forum) 為例，雖然該博物館大量收藏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文物，但研究單位會花多年時間與各部落溝通，並由部落用自己的觀點詮釋、策展，促成每一個部落的文化傳承。

「洪堡論壇之所以叫作『論壇』，其實就是認為博物館是一個對話的平臺。」洪世佑說，「所以博物館當然要去促成文化永續。」在他的想像中，若臺灣有一天真正能達到文化永續的目標，不同族群都能在公共場域中被看見，不同世代也都能透過文化理解彼此，成為一個更有文化自信的社會。

不過，此次的研究報告中，史博館發現自己和觀眾所期待的文化永續面向，在重要性的排序上有些不同。如館方主管依序最重視「博物館美學」、「激發觀眾創造力」、「歷史共鳴與文化認同」，觀眾卻更重視「親近、開放的空間」、「工作環境安全與風險管理」、「國際連結」、「文化平權參與」等。洪世佑說，這些回饋都會成為館方階段性的治理目標，但讓他有更深一層體悟的，是回到策展端——博物館不能一味要求觀眾看懂展覽，反而應該以謙虛的角度思考，如何才能讓觀眾願意主動理解和參與。

「與國際接軌」是報告書中另一個經常提及的關鍵字。

「我一直認為，臺灣要走向世界，首先要面對自身和中國之間的關係。」劉俊裕說，以史博館為例，雖然華夏文物的源頭屬於「中國文化」，但對各類典藏的分類方式，則是來自西方博物館知識體系的影響，「當我們不排拒中國文化，也不排拒西方知識，就能形成一個更寬廣的臺灣主體，再回頭思考：這些文化分別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在當代又要怎麼重新調節？」

某種程度而言，史博館可說是臺灣對自身主體性不斷辯證的縮影。

要和國際對話，除了加入國際博物館協會等組織，劉俊裕認為其次是討論國際社會所關心的議題，「如果我們只想把臺灣推出去，卻沒有和國際關注的課題產生連結，就不會有人想聽我們說話。」他說，「我們很在意自己是誰，但也要理解別人怎麼談自己是誰。國際關心永續，我們就要思考，臺灣理解的永續和他們有什麼異同；國際重視人權，我們也要思考文化權的議題，或是博物館保存文化資產的責任。」
  
 

 
容許爭議議題的場域
史博館今年 6 月推出的展覽《埃及木乃伊—永生傳說》，洪世佑便特別請館內研究人員策劃《終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觀想》特展，討論佛教、道教、儒家與原住民族等不同文化對死亡的理解，讓埃及文明與臺灣文化產生對話，也希望藉由此契機，與借展單位「義大利佛羅倫斯國立考古博物館」建立更長期的交流與連結。

擔任館長後，洪世佑鼓勵館內研究人員擔任策展人，非仰賴外部資源，才能深度挖掘近六萬號的典藏並發展議題式內容。如去年的《臺灣蘭花百姿展》，結合了藝術、科學與原住民族無形文化資產；或目前正在籌備與女性藝術家相關的展覽，洪世佑也希望從不同世代的館藏作品裡，提出值得公眾思考的議題。

「主動發起議題」是當今的國際趨勢，博物館不再被動等待觀眾進來欣賞文物。除此之外，劉俊裕認為 ICOM（國際博物館協會）過去曾提出一件非常重要、但最終沒有正式寫進博物館定義的概念——博物館應該是一個容許辯論爭議議題的場域。

臺灣的文化主體性本身就充滿爭議，「以前的國家不太允許你討論這些議題，都是由國家直接決定答案。可是現在的國家博物館必須開放，讓觀眾在裡面討論『為什麼大家的說法不一樣？』或『我們到底是什麼？』」且當博物館容許爭議與辯論，劉俊裕認為，同樣是展出華夏文物，臺灣和中國的博物館的之間的差異才會逐漸浮現。

辯論仰賴溝通，自由、民主、自主因此成為文化永續不可缺少的核心條件，「這種『溝通』是記憶、情感上的溝通，以及大家對生活方式、價值選擇的溝通。」劉俊裕說，一座國家博物館，雖然代表了國家一部分的論述立場，但在這份研究報告書裡，團隊找了許多不同的關係人去討論他們分別所重視的價值，讓各種不同的聲音，都能在國家體制裡重新被聽見。另外，「記錄溝通的過程」也很重要，將過程呈現給公眾做討論，內容才有機會回到館方消化成治理或策展的方式。

然而溝通真的具有改變社會的力量嗎？這也是《文化永續影響力報告書》希望測量的事情。

「一個人看完展覽以後，整個國家是不是就會共融？——通常不會。但觀眾心裡可能會種下一顆種子，當一群人的內在都慢慢發生變化，整體社會的氛圍會跟著改變，大家也會逐漸走向共融。」劉俊裕說，報告書便發現，來過史博館三次以上的觀眾，對反思和同理心的感受，比只進過一次的觀眾要來得高。

這即是藝文機構最珍貴、難以被數字衡量的影響力，「它會刺激你，讓你有進一步的思考。」雖然文化永續並不會讓「我們是誰」的問題得到真正解答，但一個實踐文化永續的社會，至少會保留這樣一個地方，允許人們不斷回來重新追問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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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團隊

撰稿 郭振宇
攝影 林家賢
核稿編輯 李姿穎
責任編輯 李姿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