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藝大人文學院

一個看似簡單但又不易回答的問題是：藝術展覽「展」什麼?觀眾「看」什麼?答案絕不只是「作品」而已。任何藝術作品包含創作者的理念與呈現方式，透過藝術作品的視覺再現，我們得以掌握文化的面貌與社會美的脈動。因為藝術品是無言的，需要論述與展覽手法來詮釋藝術的故事，藝術批評與藝術管理就是用來完善藝術故事的兩個專業領域。曾幾何時，幾家媒體率先介入，以藝術展覽之名行商業操作之實，進行一場又一場的「超級大展」，和展覽專業的要求背道而馳。

臺灣的超級大展起於1993年的故宮的「莫內及印象派畫作展」。特別的是，媒體企業介入國家展覽空間成為臺灣「超級大展」的標準合作模式，而選擇的題材大多以西洋藝術中的「明星主題」為主，特別是印象派及古典主義。藝術普及與商業化是最終的兩條分道但合流的現象。1997年的歷史博物館的「黃金印象特展」被視為是臺灣「超級大展」的高峰。雖然表面皆大歡喜，各取所需：投資單位得利，展覽單位獲名。但是，一些對於「超級大展」奇觀的批評，已點了出臺灣藝術展示迅速向商業傾斜的問題，更嚴重的是它悄悄地鬆動了公共博物館的展覽運作體系以及博物館的志業。「超級大展」的文本逐漸取代學院的美學修辭，成為公民藝術教育的代理孕母。超級大展初期，策展公司尚能與藝術學界合作;等而下之者，乾脆自行操作，而基本的展覽專業則棄之不顧，例如：複製畫也能收費展示、任何租借的地方都能搭起臨時美術館等等。這些真正的藝術展覽目標失去了，以「藝術奇觀」吸引觀眾，運用作品的價錢、物質的古稀性、藝術家的傳奇與煽情的修辭則取代藝術的價值陳述，這些經驗和觀看奇珍異獸其實沒什麼兩樣。在這偷天換日、罔顧專業的過程中，展覽的真實性蕩然無存，留下的只是一場又一場市場機制操作下的視覺交易而已。霍夫曼的黃色小鴨的焦點不是美感體驗，而是拍照打卡與商品買賣。

藝術展覽如果是以商業模式展出，必須符合商品規範：如成份、標示，筆者去年曾經於《蘋果日報》投書〈複製畫展傷害藝術教育〉，譴責媒體以複製畫展出維梅爾但標示不實，並向消保官檢舉獲得正面判決，該展在高雄的展場必須明顯標示複製畫。在這個真假展覽不分、商業掛帥，而學界與專業的道德勇氣又如此難得的混沌情況下，民眾自身有責任把關，不要盲目聽信明牌，如同食品安全。再不然，與其花兩三百元參觀藝術品陳列展，不如花幾十塊錢就近到台北市立美術館欣賞「台灣製造．製造台灣」大展，一個和我們生命經驗有密切聯繫的美術展覽。